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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作家葉開談對女兒喬喬的教育

2019-05-08    來源: 財經中國網  跟貼 0

上海作家葉開在客廳里和客人聊著孩子的教育問題,女兒喬喬就坐在他旁邊,時不時插上兩句嘴,偶爾還發出咯咯的笑聲。但聊著聊著,葉開察覺到身邊的女兒沒了動靜。10歲的喬喬不知道什么時候從背后摸出了《格列佛游記》,正咬著指頭看得津津有味。

這本1979年版《格列佛游記》,書頁已經有些發黃,是葉開上大學中文系時的讀物。女兒先前已經讀過兩遍了,如今又讀得只剩下最后的二三十頁。

“喬喬,快別看書了,這樣不禮貌,要跟叔叔說話。”葉開叮囑道。喬喬很乖巧地“嗯”了一聲,然后抬頭做個鬼臉,一只眼睛看著客人,另一只眼睛依舊用余光掃著書上的字。

如何阻攔上小學五年級的女兒看書,現在成了讓葉開頭痛的一件事。為了能逮著機會看書,在家里的沙發、鋼琴凳,甚至自己的枕頭下面,喬喬都藏了她愛看的書。

在她的臥室里,除了放著鋼琴,還有兩個書架,上面擺著瑞典兒童文學作家林格倫的《小飛人卡爾松》等9本著作、全套7本的《哈利·波特》、一整套43本的全球兒童文學名著叢書、中國四大名著彩圖本,還有《伊索寓言》、法布爾的《昆蟲記》、圣·埃克絮佩里的《小王子》、吉卜林的《叢林之書》等等。

葉開是著名文學雜志《收獲》的副編審,這些書都是他精心為喬喬挑選的,幾乎擠滿了兩個書架。除了剛買回來的大仲馬的《三個火槍手》,喬喬還沒有翻過,其他的書她已經全部看過。其中《哈利·波特與魔法石》她已經記不清看了幾遍,一本薄薄的書被翻得裂成了5瓣。

這個癡迷于看書的小學生,對她的語文課本,卻一點兒都不待見。“我不喜歡語文課本。”小女孩瞪大眼睛頷了頷首說道,仿佛做了一個鄭重聲明。4年多來,喬喬的9本語文課本,只有在她做作業時,才有機會進入她的臥室。在自己的書架上,喬喬沒有為這些課本留下任何位置。

平時,它們都被放在客廳一個公用書架上。當然,這也方便葉開隨時拿這些課本,挑出其中的“荒唐之處”。

2009年,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《語文教學與研究》主編曉蘇的邀請下,葉開在《語文教學與研究》教師版上,一口氣寫了12篇專欄文章,對語文教材和語文教育的現狀進行批判。曉蘇提議專欄取名“語文現狀批判”,葉開認為這個名稱“太泛”,建議改為“語文之痛”。

“他剛好經歷了女兒接受語文教育的過程,他有疼痛感、刺痛感和迫切感。”曉蘇回憶說。曉蘇同時是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寫作課的教授,他覺得葉開的名稱更貼切,立即接受了建議。

 

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類文明精華的時候,卻給他們喂了垃圾

葉開的這種痛感,始于2008年秋天。那時,他在寫小說之余,忙著研究現代文學中一些作家和作品。喬喬的學習,基本全由媽媽王琦負責監督和輔導。王琦是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的副教授、中國古典文學專業博士,葉開認為由她來輔導女兒學習綽綽有余。

但很快葉開就發現,妻子根本無法對三年級的女兒進行有效輔導,尤其是無法輔導女兒的語文學習。喬喬在前兩年語文經常考100分,可這時候拿回來的成績單上面,成績一次比一次低。由媽媽輔導做的語文作業,第二天拿回家后,上面經常紅紅地一大片叉,喬喬覺得挺委屈。

在學到第七單元48課《智燒敵艦》時,喬喬又遇到了一道難題。題目要求她回答三國時期最足智多謀的人是誰。因為剛看完《三國演義》彩圖本,喬喬欣喜而自信地寫下了自己的答案:“孔明和龐統”。這個答案也得到了媽媽的認可。

結果當天晚上,孩子就傷心地回來了。語文老師的標準答案是“諸葛亮”。班里有幾個男生也看過《三國演義》彩圖本,他們問老師,“為什么不能是龐統?”老師回答,在小學階段答案只能寫諸葛亮或周瑜,寫孔明也算錯。

為了消解女兒的怨氣,古典文學博士王琦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葉開,不得不同時出面跟女兒解釋,“龐統是不亞于諸葛亮的一個重要的謀士,劉備西征蜀國,主要靠龐統而不是諸葛亮,諸葛亮是靠《三國演義》演繹出來的,事實上龐統不比諸葛亮差”。

喬喬這才微笑起來。兩位博士當時也笑了,不過是苦笑。這是葉開第一次被孩子的語文教育刺痛。

“你可能覺得很可笑,但這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。”如今回憶起來,葉開搖頭嘆道。兩位博士實在是沒想到,他們會在小學三年級語文題上馬失前蹄。看到喬喬成績下滑明顯,王琦很著急。她找到語文老師,認為不應該讓孩子做這么多練習題。

老師告訴她:“從三年級起有了閱讀理解,不再只是認字記詞。喬喬的閱讀能力有問題。”“不會的,她看書沒有障礙。”王琦急忙跟老師解釋。因為就在上三年級前的這個暑假,丈夫給女兒買了《哈利·波特與魔法石》,這是他們第一次給女兒買長篇讀物。結果8歲的喬喬不僅很快看完了,還開始接著看中國四大名著彩圖本。

聽完王琦的解釋,老師不相信,搖頭表示懷疑。這讓王琦很憂慮,她開始想,女兒不會真是有閱讀問題吧。回到家,她急忙跟葉開探討起來。葉開那時正研究現代文學中的鄉土文學敘事,并得出結論,“那一代的不少作家不說真話”。

聽了妻子的擔憂,他拿起喬喬的語文課本,試圖弄清問題所在。結果一打開課本,他發現一些不說真話的作家的作品,不僅進了女兒的教材,“而且還要背誦”。更糟糕的是,一些原本是經典的作品,到了教材里被改得支離破碎、面目全非。

他正冒火,轉身卻發現喬喬抱著《哈利·波特與魔法石》目不轉睛地讀著。為了考驗女兒,他刻意跟喬喬聊起《哈利·波特》和四大名著彩圖本,結果發現里面很多故事和細節,喬喬記得特別清楚。“這說明她不是胡亂讀,是真讀懂了。”葉開強調道。他和王琦也一致判斷:大可寬心,女兒的閱讀理解完全沒問題。

他進而感嘆道,小學是孩子學習的黃金時代,因為孩子的記憶力非常好。“可是,”他話鋒一轉,氣憤地說,“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類文明精華的時候,有人卻給他們喂了垃圾。教材里面,有好多非常糟糕的東西!”

葉開把喬喬的幾本語文教材全都仔細看了一遍。2008年11月,他寫了第一篇批判語文教材和語文教育的文章《語文的物化》。在文章中他寫道:“中小學的語文課本里選入了很多與花草樹木有關的文章。在這些文章里,作者不是欣賞鮮花自身的美麗,而是在鮮花這個符號上尋找道德寓意。”

這一年年底,葉開與曉蘇見面,原本是要聊文學創作的問題,結果把主要的時間都用在了聊語文教育上。“我們覺得,現在的語文里,非語文的因素太多,太多泛政治化、泛道德化的因素,老師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,學生不喜歡。”曉蘇回憶,在這一點上他們達成了共識。

看了葉開的批評文章后,曉蘇認為“很深刻,很尖銳,點到了穴位”,隨即邀請葉開在《語文教學與研究》上開專欄,批判“病態的教育帶給語文的痛”,希望刺激中小學語文老師“已經麻木的神經”。

 

孩子學了半個學期,肚子里裝的都是垃圾,我們利用假期給她倒出來

葉開的專欄文章,從2009年1月開始發表,第一篇便是《語文的物化》。考慮到文章的風格比較犀利,曉蘇將專欄安排在了雜志第70多頁的位置,避免“一上來就刺激到讀者”。

結果,這些“火藥味兒很濃”的文章發表了兩期后,一位語文特級教師就打電話給曉蘇,質問道:“哪兒來一個瘋子在這兒胡說八道?”當時9歲的喬喬看了爸爸的文章,咯咯直笑。“我們都不喜歡語文課本。他寫得太好玩了。”她評價道。

其實對于自己的語文課本,喬喬在一年級的時候還是感覺“挺好玩的”。她記得,一年級的語文書上有好多圖畫,有小動物,還講愛護環境,“看上去沒有那么討厭”。

翻開一年級下學期的語文課本,學到第40課《三過家門而不入》時,喬喬當年用紅筆在彩色書頁下角,吃力地寫下了“舍小家,顧大家”6個稚拙的字。她回憶說,語文老師告訴他們,“大家”里有很多“家”,就是“國家”的意思。當時剛剛7歲的小姑娘,始終沒弄懂“大家”的具體意思,只是很固執地認為,“大禹就是一條魚,所以他才治水”。

雖然很多東西搞不明白,但書本上的圖案還是吸引了喬喬。“當時我覺得,哇,好奇妙哦!”她邊說邊做出夸張的表情。當時在課堂上,老師寫什么她就跟著一筆一劃地模仿。回到家里,她則開心地看《小小建筑師巴布》、《貓和老鼠》等動畫片和《哈哈畫報》上的漫畫。

這種開心的笑聲時常在葉開家里響起,前4個學期,喬喬經常拿回滿分的語文成績單。

但到了三年級,寫作文成了語文課上的重頭戲。同學的書包里,慢慢開始有了《優秀作文選》。看到有同學買“作文套餐”,喬喬出于好奇借過來看了一眼,就再也不想看第二眼。她還是喜歡爸爸不久前給她買的《哈利·波特與魔法石》,其次是《林格倫文集》。

可是她只有先寫完作業,才能看這些書。她開始打自己的小算盤,養成了到處藏書的習慣。在寫作業、彈鋼琴時,甚至是語文課堂上,她都會時不時偷偷地瞄上這些書兩眼。

語文課本開始變得讓她“一點都不喜歡”。她更不喜歡的是書包里的教輔書《一課一練》,這占據了她課后很多時間。

比如,根據教輔材料,喬喬每天需要填很多反義詞和近義詞,這常常讓她的博士父母為難。他們不愿像其他父母那樣給女兒買《近義詞詞典》或《反義詞詞典》,于是就安慰女兒:“我們認識出這些教輔書的人,這東西他們自己的小學不用,自己的孩子也不用,你就隨便應付一下算了吧。”

一次假期快結束時,喬喬的班主任來家訪,問孩子這個假期都在做什么。葉開笑著回答:“忙著倒垃圾。”這讓年輕的女英語老師一愣,沒有反應過來。葉開馬上解釋說,“孩子在學校學了半個學期的語文,肚子里裝的都是垃圾,我們利用假期給她倒出來。”

“倒垃圾”的方法,則是給孩子買經典作品閱讀。在意識到孩子語文教材中的問題后,葉開給女兒買了一個四層的書架,書架上多了《哈利·波特與密室》等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小說的續集,也有了《窗邊的小豆豆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等名著。

 

語文教育時至今日還在表演和說謊,不僅教材作假,教法也作假

這些剛剛擺上書架的書,很快就被喬喬一本一本地“消滅”掉。在咬著指頭,發出一次次咯咯的笑聲后,喬喬也把《哈利·波特》里的女主角赫敏奉為自己的偶像。

葉開因勢利導,告訴喬喬,不僅小說和電影中的赫敏很聰明,現實中赫敏的扮演者艾瑪·沃特森也很聰明,考上了美國很好的大學。于是,沃特森也被喬喬視為榜樣。

在三年級以前,喬喬在課堂上很少說話,但看到小說里赫敏在上課時經常舉手提問,她決定向偶像看齊。以后上課時,腦袋后晃動著兩個馬尾辮的喬喬,經常把手舉得很高,希望老師能叫自己起來回答問題。

可是,她很無奈地發現,自己的想法經常和老師的不一樣,尤其是在做閱讀理解的時候。喬喬撇著嘴,一本正經地說:“我語文課上喜歡發言,就是有時候沒有辦法說到點子上,老師的那個點子上。”

有一次,老師講互聯網會給人們帶來什么好處時,強調好處是“可以查閱信息學習”。喬喬則認為互聯網可以讓自己玩更多的游戲,因為她從4歲上幼兒園小班時,就開始登陸迪士尼網站,玩小熊維尼吃蜂蜜字母的網絡游戲。這種觀點,得到其他同學異口同聲地支持。語文老師只是咧嘴一笑,什么都沒說。

喬喬只愛看書,對穿著不在意,但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。因為她喜歡在課堂上舉手,偶爾甚至會插老師的話,常常有人在課后說她愛出風頭。有一次下課后,她走到一個這樣評價她的男生面前,對著他的耳朵大吼大叫。

“他們對個人的尊嚴不是很看重。可是,如果你有很高的尊嚴的話,那別人就沒辦法破壞你的立場。”小姑娘義正辭嚴地解釋自己的行為,她認為當時自己必須要表明立場。但有時候,喬喬的堅定立場并不起作用。

2009年秋天,葉開的專欄已經寫到了第10篇。他第一次參加了女兒的語文公開課。課上老師講的是課文《帶刺的朋友》。在寬敞明亮的教室里,電視機、投影儀等設備齊全;學生6人一組,課桌面對面拼在一起,像圓桌會議一樣便于分組討論,頗有一種民主、平等、交融的氣氛。

課堂上一讓提問,葉開就看見喬喬把右手舉得高高的,但老師就是不點她。后來老師說換個方式,找不舉手的同學提問,喬喬故意把手放下,但依舊沒被點到。葉開在后面看著,覺得一陣陣心酸。

后來喬喬好不容易得到一個提問的機會,老師卻回答不出她的問題。“這個問題等我們深入了解之后再回答。”喬喬以朗誦的口氣,模仿了老師一年多以前說的這句話。

回家后,葉開查閱資料發現,《帶刺的朋友》改編自一位作家的文章,編者對這篇文章進行刪節和修改后,導致課文前后邏輯接不上,所以老師根據課文確實回答不出喬喬的問題。

喬喬告訴爸爸,這種公開課事先已經演練好,一旦有提問機會,班里大多數學生都要舉手,但老師只找舉左手的人回答。

這讓葉開想起了30年前自己上公開課的情景,也讓他異常氣憤——“30年了,語文教育時至今日還在表演和說謊,不僅教材作假,教法也作假!”

“我們最應該反對的就是虛假!沒有真的善是偽善,沒有真的美是臭美。”11月底,在應邀給上海一所知名小學的老師做講座時,葉開始終強調自己的這一觀點。他給講座取的題目是“教書還是教真”。

講座開始前,一位小學語文老師向葉開訴說了自己的苦惱。這幾年來,她只要讓學生以《我的爸爸》為題寫作文,就會發現班里的學生幾乎全都病了或者是摔了跤,然后爸爸背著他們上醫院。

這位老師忍不住感慨:“連教材都可以作假,那么其他的假,像這些作文模板,也就不足為奇了。”

葉開和王琦從來不讓喬喬參加朗誦比賽。在他們看來,那種規定題目的朗誦充滿了虛假情感。他們要求喬喬,平時在班里要朗誦的話,要用正常語調,不要假天真。

同樣在他們看來虛假無趣、沒有真情實感的,還有喬喬每個學期都需要背的名言。在葉開看來,這些名言很多是編者自己編的,“背這些垃圾還不如背老子孔子,或者是唐詩宋詞”。所以每次老師要父母監督孩子的背誦作業時,葉開總是直接在喬喬的課本上簽字了事。

“我們就是不參加無聊的事情!”王琦干脆利落地總結道。

喬喬把眼睛從《格列佛游記》里掙脫出來,抬頭回應了一句:“我的父母很寬松,能有他們做父母太幸福了。”

 

孩子就是一個易碎品,語文課把他們弄得遍體鱗傷

背誦名言可以輕易應付,但像在文章中劃好詞好句這樣的作業,常常難倒喬喬和他們家的兩位文學博士。老師說按“aabb”格式劃好詞好句,喬喬覺得課本里沒什么好的,就隨便劃了劃。班上有個男同學,把“爸爸媽媽”劃出來,結果得了A-。

每次劃好詞好句時,葉開都很緊張。這位《收獲》雜志的副編審不知道哪個詞比另一個詞更高級。“難道這個詞是部長級,那個詞是科長級?”他反問道。他把劃好詞好句比作揪樹葉,并形容說,“即便你揪下所有的樹葉,也不會體會一棵大樹的美。”

為此,他在專欄里寫了《好詞好句與陳詞濫調》。但批判歸批判,為了減輕女兒的痛苦,他和妻子還是得耐著性子幫喬喬劃好詞好句。在雜志社編審稿件時,葉開給國內很多知名作家提過修改意見,但他對女兒的作文指導,大都以失敗告終。

他經常告訴喬喬,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寫,把意思表達清楚。然而幾乎每次老師的批語都是,“再多用些好詞好句”。這時候,葉開會安慰女兒,“不是把所有色彩斑斕的顏料潑到墻上,就會成為一幅畫。做一個誠實真誠的孩子就好。”

在他眼里,中國傳統的國文教育注重修辭和交流,以此形成個人道德觀和社會人生觀;而現在的語文教育則跟外語教育一樣,光注重語法。語文課不僅違背了語言規律,而且“極其乏味,肢解了整個語文教學的整體性思考”;在肢解了語文的同時,也讓孩子變得分裂。

“孩子就是一個易碎品,語文課把他們弄得遍體鱗傷,然后家長回家再把這些碎片,一片一片給粘起來。”葉開直言,自己和許多正上小學的孩子一樣,都有這樣的感受。

有一次,喬喬的考題是劃去括號里不正確的拼音,為“打量”的“量”找出正確的讀音。全家三口人都認為“量”應該念四聲,但老師給的答案是念二聲。后來大家分頭查字典,發現答案也不一樣。

“然后我爸爸媽媽說,在家里就念打量(四聲),在學校就是打量(二聲)好了。”喬喬比劃著說。

最近,如何解釋“矜持”這個詞,也難住了兩位博士。他們查了《現代漢語規范詞典》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,發現解釋并不相同。盡管葉開認為詞典釋義也欠準確,但又必須選,最終他們在“拘謹”與“莊重嚴肅”之間選擇了后者。結果,喬喬又得了一個紅叉,因為教輔的標準答案是“拘謹拘束”。

這一次,還沒等父母叮囑,喬喬自己已經明白,在學校就按“拘謹拘束”,在家就按“莊重嚴肅”。

“我感覺一半在學校里,一半在家里,在中間被切了兩半。”喬喬皺著眉嘆口氣,像個小大人。

葉開曾經拿女兒的這種感受跟北京師范大學一位文學教授交流。教授說,自己的兒子剛上初一,小學6年一直“分裂”得特別好,“學校說一套,家里說一套,從小就學會應付”。

“這是沒辦法的辦法。如果我們的教育和實際同步,我們就不會把時間浪費在應付和對付上了。”教授感慨道。

針對這種現實,葉開在一篇文章中寫道:“我們的孩子必須受到摧殘,這就是他們的命。”在去做講座的路上,他跟一位朋友重復這句話時,眼淚幾乎快要流出來。

他唯一慶幸的是,女兒喬喬從8歲起,便學會了用他推薦的經典兒童文學作品“排毒”。

 

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體,垃圾課文傷害他們的心靈

看到女兒在這些經典作品間流連忘返,也讓葉開對真正的語文有了信心。曉蘇邀他寫專欄時,他有過猶豫。在和妻子商量了一個晚上后,他覺得還是要做些事情,來對抗現狀。

開家長會的時候,葉開發現很多家長對語文教材根本不懂,不少孩子平時由爺爺奶奶接送,父母偶爾來開一次會,光顧著圍上老師問孩子的分數。

看到講臺上的老師年復一年已經麻木,而很多家長又渾然不知,葉開最終答應寫專欄。“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體,垃圾課文傷害他們的心靈。”他決定為孩子們做一些“排毒”工作。

他批評小學三年級學的第一首詩歌《信》是虛偽的詩,質疑中學語文教材里的《大堰河,我的保姆》是在宣揚“恨的教育”。在看了老師給女兒列的書單后,他批評“亂讀書不如不讀書”。

他還批評教材編寫者添加各種文字篡改朱自清的文章,“不僅厚誣前賢,且貽害后生,更敗壞了求真求實誠信的風氣,而小孩子從一入小學開始,就進入了造假大本營”。

為了寫朱自清作品如何被篡改和肢解的文章,葉開花3個月通讀了朱自清文集。在女兒已經將這些教材的內容忘到九霄云外,沉浸于經典作品中時,他卻得重新撿起那些教科書,以對比課文的原始出處。

結果是,他著實領教了所謂的“教材體”,即教材編寫者根據教學大綱的需求,“生產”出的主題先行的課文。

在喬喬的語文課本上,葉開發現編者將安徒生作品《一個豆莢里的五顆小豌豆》中的故事,改編成了《一顆小豌豆》,但那是顆“做好人好事的雷鋒版小豌豆”。喬喬看過四卷本《安徒生全集》,在課堂上指出課文中不符常識之處,老師告訴她“可能你看的那個版本不一樣,入選時有所刪改”。

這件事發生之前半個多月,喬喬發現課文中的普羅米修斯盜火種跟原著有出入,向老師提出疑問時,得到的也是同樣的答復。葉開認為,這不應該怪老師,而是由于“教材體”編寫者“非常無趣乏味”,他們編出這種課文,對小孩子的美學和人文教育造成了極大的傷害。

葉開本來正在創作一部100萬字的三部曲小說,到2008年底已經寫了60多萬字。但他決定暫停下來,全力寫這些專欄文章。他把文章貼到自己的博客上以后,不少人給他留言或發私信。這些人來自四川、青海和浙江等地,有一線的語文老師,也有學生家長。

當然,還有人將材料遞到了政府有關部門,聲稱教材編寫是很專業的事情,葉開不懂卻在那里“大放厥詞”;編寫這些“教材體”,是為了適合小學生閱讀。

但在葉開看來,這是這些編寫者在貶低孩子的智力。他以自己的女兒為例進行反駁:瑞典名著《騎鵝旅行記》50多萬字,喬喬兩天就看完了,而且記得很清楚;《哈利·波特》7本250多萬字,喬喬每本都讀了好幾遍;《安徒生全集》4卷喬喬都看了,內容幾乎都記住了。

在給別人推薦書目時,葉開總喜歡推薦女兒喬喬喜歡讀的《哈利·波特》、《吹小號的天鵝》、《昆蟲記》、《天上掉下個大蛋糕》、《小王子》、《叢林之書》等外國兒童文學名著。


有人質問他:“中國就沒有好的作品嗎?”

“有,但適合孩子閱讀的不多。”葉開直截了當地回應道。他的一個重要證據是,《哈利·波特》中文版拿到的版稅是9800萬元,比同期中國所有暢銷書拿到的版稅總和都多,這還沒考慮數量可能比正版更多的盜版書——“孩子們用腳投票,他們是識貨的。”

就在葉開因批評語文教育而飽受一些人的非議之時,喬喬的生日到了。葉開問她想要什么生日禮物,喬喬說想要一套英文原版《哈利·波特》。那是2009年春天,喬喬小學三年級第二學期。葉開花了1300多元買了一套精裝全集。喬喬還記得當時的情景,打開那個精致的匣子后,她“高興到了難以形容的極點”。

 

語文廢品流水線:從小學的虛假道德、中學的空洞理想到大學的無趣審美

現在,英文的《哈利·波特與魔法石》喬喬已經讀了四分之三,但是拿起自己的語文課本,她依舊非常痛苦。

“尤其是這學期的課文,開始講戰爭故事。我是女孩子,不喜歡打打殺殺,我特別討厭動不動就死人。”喬喬晃著自己的馬尾辮說。她更受不了的是,當老師講到課文中有人犧牲時,男生們就說,那個人“掛了”。這讓喬喬覺得,他們像在玩電子游戲一樣,別人死了都無所謂。

“這個單元原本是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,結果卻讓孩子們對生命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。”媽媽王琦遺憾地說。與課本里的英雄故事和課堂上放的電影《閃閃的紅星》相比,喬喬更喜歡自己書架上的那些書,那里帶給她童年更多的快樂和歡笑。

這學期的語文期中考試,喬喬又沒考好。有人說:“你看了這么多書有什么用,還不是才考80多分?”喬喬當時有些傷心,但回家后王琦告訴女兒,“讀書是一輩子的事情,不是為了期中考試。”

而葉開在那所小學的講座結束時,有老師站起來說:“我們能怎么辦呢?教材就是這個樣子,考試就考這個教材,我們不能不用啊。”葉開給出的建議是,語文課可以上得再簡略一些,老師自己可以多看一些經典,然后把孩子帶向經典之路。

關于這一點,他和不少人達成共識——現在不少老師在自信而勤奮地做著愚蠢的事情,如果大方向錯了,老師越負責,對孩子的傷害就越大;把這個易碎品摔得越碎,家長要想粘起來,就越不可能。

在葉開看來,能把這些碎片重新粘成成品,便屬萬幸。他擔心的是,這條語文教育流水線,會把一個個像喬喬這樣原本愛讀書的孩子,在讀教材做習題的過程中,完整地教成廢品。

在一篇專欄文章的結尾,他沉痛地寫道:“在教育工具化,教育關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,語文教材的編選,從小學的虛假道德、中學的空洞理想到大學的無趣審美,形成了一條嚴格運行的廢品生產的流水線——學生們寒窗苦讀10年,畢業之后,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廢品。這才是語文教育的真正傷痛。”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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